周琅担心的问题成了事实。
较为有利的是，广东、福建的工人运动开始平息，当地工人势力接受了议会和宪法的胜利果实，他们停止了摆工，生产开始恢复。但很难恢复到以前，主要是纺织工业在经济危机期间遭受了重创，不过纺织工人并不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领导者是那些容易凝聚，数量众多，而且是男性工人为主的行业，这样的行业无外乎运输业的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矿产业的矿工，机械行业的技术工人。
议会召开，宪法制定之后，老内阁就宣布了总辞职，六部部长、丞相集体退出了内阁。
国会向皇帝推荐了一批在省级任职，官声较好，跟各方势力都能打好交道的官员人选，皇帝一一批准。
新的内阁上台。
新的内阁跟旧内阁不同，他们对松江府的工人摆工运动，采取了默认的措施。
以前的官府对这种事情，总是希望和稀泥，希望双方各让一步，但现在让无可让。
过去工人斗争的是资本家，要求无非是加工资和减工时，可这一次，他们斗争的对象，却是整个权力机构，他们不服气他们一直要求的议会，他们认为议会选举不公。
同样跟周琅猜测的一样，议会建立之后，矛盾瞬间转移到了议会跟在野势力之间。
以前工会这样的组织还可以针对官府，可现在官府已经表示服从于议会，他们只能去反对议会。
皇帝和整个官僚阶层都保持了沉默，不想让革命的火焰招惹到自己身上。
任何斗争都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工人的摆工行为，诚然是为他们自己争取利益，但在他们和他们的领导者都还不成熟的时候，不懂得节制，最后伤敌一万有可能自损两万。
在摆工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斗争方依然是资本家和工人，工会主要反对资本家解雇工人，发动了摆工，控制了工厂。此时资本家并不着急，他们开始等待时机，想跟工人们熬一熬，过了三个月后，他们发现熬不过工人了，因为这时候全面危机爆发，官府开始救济，到处摆着粥棚，工人们在工厂做工，也就能糊口而已，有一口吃的，他们可以坚持很久。可资本家坚持不住了，他们开工厂是要赚钱的，经济危机本就让生意难做，否则也不至于出现大面积解雇工人的情况。长时间不开工，他们的贷款怎么办？他们是会破产的。
他们求助于官府，不求官府能让工人开工，他们希望官府帮他们把工厂收回来，工厂是他们的，工人霸占着，他们占理。但官府从来不愿意跟大众对抗，所以一直在游说，在跟工会首领们谈判。一直都没有成功，反而让各种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官府，开始了要求议会和宪法的政治运动。
这时候已经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事情了，而是工会政治家和官府的事情，皇帝做出了妥协，甚至力压内阁接受了议会监督和宪法制约，但之后工会政治家们依然不满意，他们认为选举不合理，他们要求重新选举。他们不愿意在他们争取到的议会这个平台内斗争，继续发动他们擅长的斗争方式，来斗争议会。
这时候又不是官府和工会政治家的事情了，变成了工会政治家和议会的事情。
此时的松江府，十分混乱。一部分工厂已经恢复了开工，这些工厂，都跟商会和帮会势力有关。
商会自不用说，商会组织中就有一群工厂主，这些工厂主，借助会馆的力量，让他们的工厂恢复了工作，这些会馆能控制的，往往是异乡人，异乡人更依赖同乡会；帮会的情况十分复杂，既有自己的产业，比如天地会直接经营青楼，大车店等产业，也有别人的产业，但工人是他们的成员，比如码头是一家家航运公司的产业，可码头工人有一部分加入了青帮，纺织工人有一部分加入了小刀会。
议会成立之后，这些帮会成为议会中的大势力，他们登堂入室，地位大大提高，一个个极为满意。也让他们的身份从过去的灰色地带，走入了阳光下。国会召开之后，迅速给予了各种组织一个合法地位，不管是天地会、商会还是工会都成为合法组织。
结果帮会势力光明正大的招募会员，登报，打广告，许诺各种加入帮会的好处，帮会的势力快速扩张。而帮会的底层成员，则主要是本地人为主。
坚持斗争的工会，比如松江府工会，受到了严重削弱。他们中的一部分工人开始转投其他组织，因为他们实在是无法支撑持久的摆工。他们得生活，政府施粥是吃不饱的，而且他们还有房租要付，这些跟他们一样穷的工会帮不了他们。
渐渐的工会成员慢慢离开摆工地点，悄然加入了恢复了生产，开始红红火火的工厂，而要加入这些工厂，他们都得加入帮会或者会馆。
此时最倒霉的，是那些原本不想妥协，后来发现妥协都没有机会的资本家，在摆工进行到六个月的时候，大多数被霸占了工厂的资本家就资不抵债，宣布了破产。此时即便这些工人愿意恢复生产，他们的工厂也拉不起来了。这反而让那些较早恢复生产的工厂，夺取了不大的市场，变得红火。
这也属于正常，工会霸占的工厂总数，在松江府高达三分之一，经济危机是因为生产过剩而起，有三分之一的工厂停工，弥平了这个过剩，让剩下的工厂有了活路。间接的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
还没学会如何妥协退让，如何正确斗争的工会，此时有些尴尬了。继续强行摆工下去，他们发现会把自己弄死，因为他们的成员不断退出，或者说他们本就没有什么正式成员，只有少量骨干算是长期成员，发动摆工靠的是这些骨干长期积累起来的，在工人中间的威望。可现在在现实的压力下，那些非正式成员一个个加入了其他帮会、同乡会，跟他们一起罢工的工友，从最开始的数十万人，迅速下降到了十万以下。
与此同时，宪法通过之后，临时国会迅速通过了进行正式选举的议案。
商会、帮会和士绅势力，已经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选举之中，松江府工会却忙着摆工，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选举工作，他们内部也不统一，因为他们否认宪法，所以他们不打算参加选举。
结果选举中松江府连唯一一个国会议员名额也丢失了，同时在地方会议选举中，由于他们的不参加，导致江苏省议会中，乡村士绅代表占据了三分之二，商会和帮会占据了其他三分之一。
松江府以及各县的议会，基本上也是这个比例。
这也符合乡村人口占三分之二的现状。同时也意味着，乡村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动员能力，其实并不比城市工商业组织差。得益于传统的乡村文化，地主、宗族对乡村的影响力，比官府都大，族长发出号召，基本上大家都会去投票。而且由于中国严格的保甲制和乡村军事化，这让乡村的动员能力，其实比城市更强。之所以在江苏省乡村士绅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票数，除了人口比例问题，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不在家乡。否则他们的比例会更高。比如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乡村士绅的票数就高达八成，而在陕西、四川等西部省份，乡村士绅的票数高达九成。基本上让中国的议会，变成了一个士绅组成的机构，在广东一带，当地人甚至按照自己的习惯，将地方议会称呼为士绅公局了。
由于松江府工会的抗拒，让松江府工会，在当地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不得不说，是他们在政治上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但对整个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地方议会组建之后，第一项决议，就是否决了当地官府提出的预算案，因为预算案中有关于继续施粥的支出。士绅、商会和帮会认为那些工会是在无理取闹，他们认为鼓动工人们不干活，官府还花钱养工人，这等于是让他们继续犯法。
犯法指的是这些工会势力，强行占据工厂的行为。接着他们就开始打击这种行为，工人霸占的的工厂大多数工厂主已经任命了，放弃了，这些工厂资不抵债宣布破产，接收工厂资产的，恰好是一群银行势力，而银行，毫无疑问也是商会成员。
他们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庭判决工会违反，帮他们收回资产。
一切都是正常流程，在现行法律，甚至在任何只要保护私产的法律制度下，他们的行为都算不上合法，因此法院判决他们违反，送去裁决书，要求工会撤出工厂。
进行了一年斗争的工会，此时发现，他们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舆论已经一边倒的批评他们。连法律都不支持他们，再强行斗争下去，会越来越不利。
此时突然有人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皇帝派人告诉工会，愿意借给他们一笔巨款，让他们收购占据的工厂，然后由他们自己进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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