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仲登摇头道：“一个人为什么要因为与别人的理想相通而结成一个党派，然后再去逼迫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认同自己呢？我们的圣人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有道德的人庄重自尊，不与人争强斗胜，道德高尚的人可以与人和睦群，而不会跟别人联合党同伐异不党。”
俾斯麦还是听的糊涂。
他干脆问一些直接的问题：“说说你们的市民吧。他们有什么组织？可以保护他们，不被别人侵害利益。我想你们那么大一个国家，总该有利益侵犯的现象吧。政府肯定有疏漏的地方，无法管理。”
乔仲登同样不解：“讲理的地方有法庭，纠纷应该由法院化解。我理解你说的组织了，有很多种，商人的商会，工匠的行会，工人的帮会。还有一个叫做同乡会的，异地人组成会馆，互相帮助，被本地人欺负了，大家可以团结起来说理。凑钱打官司，或者死在异地，没有钱运回家乡，会馆都会帮一帮。”
俾斯麦道：“我理解这是一种互助组织，我们也有，工人互助建房，看病等等。你们就没有一种专门是用来跟政府对抗的组织吗？”
俾斯麦始终关心的是那种革命性组织。
乔仲登仔细的想了想：“帮会有时候是这样的。行会有时候也像是帮会。他们之间有时候很难区分。但主要不是为了对抗官府，他们之间相互打架更多，官府主要是防备这些帮会火并。”
俾斯麦懵了，革命组织之间内战，政府反而是中立调停角色？
“他们不会联合对抗政府吗？而且他们为什么要内战呢？”
乔仲登道：“他们为什么要联合对抗官府呢，他们又不是要造反。他们之间打仗，当然是为了争利了。码头工人不同的帮派抢生意，有的是帮派跟行会抢，有的是行会之间抢，还有行会雇佣帮会帮他们抢的。这都是市面上的争利，官府不该与民争利的！”
俾斯麦疑惑道：“难道他们就没有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吗？比如争取合法权利之类的？”
乔仲登道：“他们为什么要与官府冲突啊？合法吗，本来是不合法的。但禁不住，尤其是这几年，工人越来越多，还是怕被人欺负，就入同乡会，帮会等等。打架是常有的事情。一开始打架伤人就会被流放，尤其是领头的，肯定是要流放的。其实他们打架也比较少，都是先摆茶，谈不拢了才开打。摆茶啊，摆茶就是请一些头面人物出头，大家先谈判。一般情况下，长辈说几句公道话，互相敬个茶，就过去了。除非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犯法的。”
俾斯麦道：“政府不禁止摆茶吗？”
乔仲登摇摇头：“官府是鼓励大家和睦的，很多时候都会请退休的官员主持。官府要劝和吗。”
俾斯麦对中国的稳定十分感兴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探究这些。
荷兰领事不耐烦了：“好了，俾斯麦。中国的事情你该好好找几本书看看，不过就是你看遍了你也不会懂的。你最好去中国生活几年，就什么都明白了，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我们还是谈谈沙皇的事情吧？你对亚历山大陛下如何评价呢？”
俾斯麦狡猾的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乔仲登：“以你们中国人的观点，怎么评价年轻的亚历山大陛下？他最近刚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
乔仲登笑着摇头：“在人背后评头论足不是君子所为。”
俾斯麦以为这是托词，因为作为外交领事，对其他国家君主的看法，往往也能代表这个国家对该国君主的看法，因为他们国家参考的往往都是驻地领事的意见。
俾斯麦狡猾无比，他很想知道中国这个俄国的邻国，对俄国的评价，要知道现在普鲁士跟俄国已经注定要有一场战争了，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您太客气了，这只是私人聚会，您只代表自己个人的看法。”
俾斯麦不依不饶。
乔仲登摇头：“如果我对沙皇有看法，我应该当面指出来，而不是在他背后议论，这是不道德的。”
法国人突然来了兴趣，其实大家探讨革命，法国人非常尴尬，作为如今几乎是唯二的共和国，法国领事也感到孤立，动辄他们就需要跟美国放在一起对比，而美国在这个时代，是被欧洲瞧不起的乡巴佬，英国人说美国是不知感恩的国家，其他国家受英国影响，也觉得美国是一群没有道德的人组成的国家。法国跟美国相提并论，确实让贵族阶层很尴尬。
于是法国领事问道：“那么您对其他国家的君主如何评价呢？普鲁士的，奥地利的，还有英国的。”
没有法国的，所以法国人放心大胆的问。
乔仲登继续摇头：“我不能对各位君主在背后做出议论。”
俾斯麦笑道：“您太谨慎了。那好吧，评价当世的君主，确实有一些不当，那么评价一些作古的君王吧。比如您可以评价一些我们欧洲的伟大君主。您对腓特烈大帝怎么看？我注意到，您在描述君主的时候用了三种形容词，残暴的君主，昏聩的君主和英明的君主，在您看来腓特烈大帝能够够得上英明的君主吗？”
普鲁士人当然最推崇腓特烈大帝。
乔仲登拗不过，加上也喝了一些酒，不是太谨慎了，况且对古人的评论，也不触犯任何道德，在人背后评头论足是不道德的，但评古论今却是文人的喜好。
“腓特烈国王，我个人就不评价了。但他在我国的评价并不好，应该算是残暴的君王一类！”
其实如果不是出于礼貌，他并不想将腓特烈称为君王，因为腓特烈时代，统治的人口只有二百五十万，他更愿意称其为诸侯。
作为让普鲁士从一个小邦国变成欧洲强国的腓特烈大帝被评价为残暴的君王，俾斯麦十分意外。
“这是什么理由？”
乔仲登道：“腓特烈时代，普鲁士仅有二十多万人口，却武装起十几万的軍队，国库收入八成以上用于軍队，接连跟大国争强，如此穷兵黩武，难道不残暴？”
俾斯麦叹道：“但总无法忽视腓特烈大帝让普鲁士领土翻了一倍，人口从二百五十万的增加到五百万这一事实吧。”
乔仲登叹道：“以国运相赌，非智者所为。”
俾斯麦绝不接受这种评价，他反唇相讥：“以您这种看法，那么拿破仑陛下，甚至古代的凯撒大帝，或者西方任何有作为的君王，都可算得上是残暴了。您这是偏见，那您如何评价贵国的伟大帝王呢？对了，谁知道中国有那些伟大帝国？”
说完俾斯麦拉过荷兰领事：“您不是看过许多中国书籍吗，请您说几个中国的帝王？”
荷兰领事卖弄道：“秦始皇如何？这是首次统一中国全境的帝王。还有汉武帝，他是驱逐了强大匈奴的中国伟大皇帝！”
俾斯麦点点头：“很好。那么你们中国人如何评价这两位皇帝呢？总不能也是残暴的君王吧？”
乔仲登点点头：“没错。秦始皇是非常残暴的，统一天下的功绩归功绩。但连年征战，不顾惜民力。肆意征调百姓，修筑长城、陵墓、宫殿、河渠和道路，让天下百姓苦秦久已，所以始皇一死，天下大乱！百姓皆言残暴。汉武帝，史书早有定论，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
俾斯麦惊叹了，半晌才对其他人道：“你们能够理解中国将他们统一国家的君王和驱逐了恐怖的匈奴人的君王，做出这种恶劣评价的观念吗？”
所有人都有些不可思议，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在这个酒会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谁都不服谁。
但俾斯麦却开始深思，他从跟中国领事混乱的对话中抽丝剥茧，体会出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民本位精神，中国人的评价体系是建立在最基层的民众身上，不管君王的宏图大志，不管他们的历史贡献，只要他们让民众过的艰辛，他们就绝不是什么好皇帝。
不过俾斯麦并不认同这种评价体系，他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强权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哪国愿意为了他们国家的民众而放弃武力，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灭亡。至于中国人，他们的幸运，也许是他们早就度过了这个难熬的时代。俾斯麦后来研究中国的战国，十分感触，将欧洲的现状，评价为中国的战国时代。
履职之后，俾斯麦并没有沉溺于各种社交活动，而是开始进入仔细的工作之中。
他也没有一直留在莫斯科，而是有时间就去俄国各地周游。
俄国的铁路修建的不错，比整个普鲁士加起来都多，因为他们的国土实在是太广大了，中国人修建了两条大干线，从彼得堡到察里津伏尔加格勒，从萨马拉到基辅，刚好一纵一横。但俄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更多，而且正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这可能也是沙皇迁都道这里的用意之一，不单单是政治原因。
莫斯科的位置就在东欧平原正中，这里是天然的铁路枢纽，并没有因为彼得堡之前是首都而放弃这里的铁路建设。当然彼得堡的铁路也相对发达，连接了跟塔林、里加等港口的线路。但莫斯科却连接着大量的古老城市以及乌克兰，形成了一个铁路网。在俾斯麦看来，斯佩兰斯基最大的贡献，并不是什么农奴制改革，而是大力鼓励铁路建设。发放了大量授权，成立了大量铁路公司。
俾斯麦乘坐这些铁路以个人旅行的名义走访了俄国许多地方，重点是俄国跟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他去几座至今仍然被中国人控制的城市中进行了考察，甚至扮作商人，越过边境去了中国那一侧进行考察。
俾斯麦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管俄国人签不签字，失去的土地是不可能要回来了。...
【在阅读模式下不能自动加载下一页，请<退出阅读模式>后点击下一页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