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畅然给江仁书打了个招呼，说是先翻一翻，马上坐在床边看起来。
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门重新打开，有一个朝西化冲刺的过程，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尖锐批判，到80年代末，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到90年代中期，传统文化明显回潮，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文化回潮，燕京大学的几个老教授成为推手，报刊媒体不断刊登他们的访谈文章，宣扬传统文化的优点和合理性。
孙隆基这本书就是在此背景下，批判传统文化的一本专著，它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从学理角度剖析传统文化，火力不那么猛，但言之有理，入木三分，尤显价值。
书厚了点，而且文字不简洁，重复叙述的地方比较多，不过，除开这些问题，还是能看到不少有价值的说法，其中主要的是对“二人”关系的分析。
孙隆基对体现华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仁”字有另一番解释，人字旁一个二字，即是说华国人是相对于他人才存在的，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换言之，华国人的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体现价值，而孤零零的个体是没有价值的。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变成“他人”，也就是群体所需要和期望的样子。
比如在华国，一个人哪怕已经三十几岁，只要没结婚，就会被当作不成熟的个体来对待，因为他缺乏“夫妻”、“父子”这些基本的二人关系。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不能自理的状态。大家在生活中寻求“在一起”的感觉，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积极的一面是维护社会稳定，缓和人际关系。
但这种文化特点消极的一面不容忽视，它带来个性的萎缩与扼杀，在近现代社会，创造性和超越性往往是少数人所表现的，但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下，少数个性突出的人不仅会被边缘化，甚至会遭到阻击、围剿和扼杀的命运。
所以，华国人欣赏的不是有个性的人，而是那些八面玲珑，很快融入社会秩序，并能利用既有秩序为自己牟利的人。华国人对小孩的基本要求也是“乖”，即要老实、听话，不要有什么个性，在这种教育下，小孩子也很快没了童心，加入“老成持重”的行列。
孙隆基的这些观点，肯定会受到国内一些人的质疑，说他研究方法不对，观点太偏颇等，徐畅然却认为有价值，认为他的观点很多方面和鲁迅想通，比如鲁迅的狂人，反映扼杀个性及至“吃人”的社会现实，只不过一个是文学形象，一个是学理分析。
这种“二人”关系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准则，对男人的影响似乎更大，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奴性文化”，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太监文化”。
这种文化在现实和网络都有相当明显的表现，大家都围绕“阉割”、“自宫”这些词语讲故事、开玩笑，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在人的潜意识中，觉得只有阉割和自宫才是一条生路，其他的都是死路，“如果做太监能活得更久一点，那我们为什么不做？”
这本书看了两天，囫囵吞枣一番，还给了江仁书，心情上既有得到新知带来的欣喜，也有面对如晦的现实引发的沉重——在华国，要做一个创造者和自我实现者，风险高阻力大，有时近乎拼命。
但是，如果要在文字写作这条路走下去，又不得不激发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不然写出来的就是不痛不痒的垃圾，那还有什么意思？如何在生活与写作上找到一个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徐畅然在自己的博客上也记录了这些思考，不过，他没有把书名写出来，而是直接写出自己的思考和感想，因为寝室里的几个人知道他这两天看过这本书，如果他们看到博客，再对照一下时间，有可能会猜出是徐畅然的博客，虽然这是概率极小的情况，但也不能泄露蛛丝马迹。
因为他打算用这个博客来说“部分的真话”，说“全部的真话”是不可能的，采用隐晦的方式说部分的真话，有可能不会被注意到，所以，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旦被人知道，写作恐难以为继，还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
“隔壁房间有，我去拿。”孟兰说道。
徐畅然按住她，“我去拿吧，放在什么地方？”
“那个桌子抽屉里。”
徐畅然来到隔壁房间，里面陈设简单，有一个衣柜，一个办公桌和一把椅子，桌面上放着一部合上盖子的笔记本电脑，拉开桌子中间的抽屉，里面有一些文具和一些医疗用品。
徐畅然找到一盒安全套，正要离开，看见抽屉里面位置有一个笔记本，下面似乎压着一个相片纸袋，好奇心一下子上来了，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够“慎独”，但实在很想看到孟兰的其他照片。
徐畅然犹豫了一下，没有抵制住诱惑，动作快速地把纸袋抽出来，薄薄的，里面没有几张照片，用两根手指伸进去，把照片全部取出来。
只有五、六张照片，其中好几张都有不少人，似乎是一个什么活动，像是车展，还有两张算是单人照片，手法不够专业，不是特别清晰，抓拍的时机没有处理好。
徐畅然仔细看着两张单人照片，屏住呼吸，呆住了，他已经认出照片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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