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吊汉子开始讲故事，周围的人饶有兴味地听着，塔吊汉子每讲几句就盯着徐畅然，像是给他一个人讲。
故事开头提到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名字，其人经常出现在电视和报纸头版，在华国当时的排名能进前十。但故事的主人公却是一个中年妇女，是这人的侄女，很普通的样子，扔燕京大街上没人认识。
一天，这位中年妇女出门办事，那时燕京流行面的，她叫了一辆面的，说出目的地，面的师傅开价20元，中年妇女答应了，上车出发。
车开到一半，中年妇女让面的师傅停一下车，进了旁边一栋楼房，说是去送一件东西，很快又出来，车子继续朝目的地驶去。
到达目的地，中年妇女掏20元付车费，面的师傅不接，说要给40元。中年妇女说事先讲好的20元，怎么到站就翻倍了？那汉子说一趟是20元没错，但你中途下了车，然后又上车，算两趟。
妇女说就耽搁几分钟，也不至于翻倍啊，你当时不说，到地儿了再涨价，这样不行吧。
汉子说规矩就是这样的，下了车又上车，就是坐了两次，还用得着说吗？
妇女说你这没理，我就给20元。
汉子说40元不讲价，少一个子儿你今天别想走！
妇女说那好，我们到附近派出所说理去。
汉子说去就去，你走前面，我后面跟着，派出所就在那边。汉子手朝那边一指。
两人到了附近的派出所，一进门，面的师傅就和所长递了烟，两人一边笑呵呵地聊着。妇女说了事情经过，所长发话了，你这是坐了人家两趟车，怎么能给一趟的钱？何必呢，40元也不是个事，给了就走人呗。
妇女一听来气了，你们俩原本就认识，你帮着他说话，40元是不多，我偏不给，没有理由。
不给可以，你今天出不了这门。所长也来气了。
妇女说:我打个电话。
可以，随便打。所长说道。
过了好一阵，一个老头子来到派出所，他就是中年妇女的父亲，也是那谁谁的亲哥，据说模样还有点像，但一个70多岁的老头子，没人把他当回事，所长当然也没朝那方面想。
老头子情绪很激动，一进门就嚷嚷，“这是什么理啊，还讲不讲法律？你们所长是谁，我找他说话。”
“老爷子，找我干嘛？说话小心点，不然你也走不出去，今晚得在这儿过夜了嘿。”所长迎上去，旁边面的师傅笑眯眯地看着这场好戏。
老头子和所长争吵起来，也不知谁先动的手，两人推搡起来，老头子不是对手，被推了个趔趄，老头子站稳身子，抹了下额头，说道:
“我打个电话。”
“打吧。”所长大大咧咧地回应。
老头子打完电话，就和女儿在屋里默不作声地呆着，过了一会，有车子开到外面，不是一辆，接二连三地来，像开会一样。
还有特警把屋子围住，不许人出去，所长和面的师傅知道大事不好，但来不及了，分局副局长带着人进了屋……
对这事，所长希望和解，愿意拿出10万元，但是中年妇女说，一个子儿不要，坚决走法律程序。
最后，所长进去呆了一年半，公职也没了。当然，面的师傅也受到了惩罚。
塔吊汉子讲完了，一干听众如痴如醉，脸上挂着傻乎乎的微笑，眼里闪烁着莫名的光芒，这种权力反制权力的故事最能点燃他们的血液，仿佛给他们暗淡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徐畅然脸上也挂着满意的微笑，显出很过瘾的样子。
“是什么罪弄进去的？”徐畅然问道。
“渎职罪。”
徐畅然点点头，应该是这个罪。还真是讲法治啊。这个故事一出，塔吊汉子占了上风，徐畅然心服口服。
塔吊汉子在徐畅然询问下说出了他的收入，他伸出三根手指头，这个数字让其他几位泥水工和小饭馆学徒工羡慕，塔吊汉子也提到自己工作的特点，技术要求高，安全要求高，不是那么容易干的活，神情颇为自信满足，可谓一技在手，生活无忧。他也提到了一些麻烦，比如在塔吊上一呆几个小时，身体无法动弹，想方便也不方便……
傍晚，乞讨的人出现在车厢，胸前挂着一个烂挎包，一路要过来，向每个人都伸出手，令人生厌，好在乞讨者也不纠缠，你只要摆摆手或者把头扭向一边，他就过去了。
然后大家说，夜里过广元前面一段路时，要提高警惕，过那段路正值深夜，比较乱，有些人吃过亏，有人讲起一些事例，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熟睡的人身上掏包，大家都不敢声张，因为对方手里拿着刀，听得徐畅然心虚。
夜里四点过，徐畅然从乱梦中醒来，好像已经到了那一段多事之路，车厢里的人基本都在睡觉。
这时从前方传来吆喝声，“大家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啊。”两名警察在过道上走着，走近后徐畅然朝他俩瞄了一眼，腰间别着手枪套，枪把子上系着红绸，很醒目，显然是为了提醒大家，枪套里有家伙。
两名警察吆喝着走到下一节车厢去了，徐畅然可以确定大家讲的那些盗抢故事是真实的了，枪套上的红绸让他感觉回到了遥远的战争年代。
这让徐畅然很矛盾，也有点沮丧，坐这种车厢可以接触到华国最现实、最丰富的生活，对写作者来说，颇有价值，但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环境，尤其是乞讨者和危险路段的情况出现后。
早上七点，列车到达蓉城，走出车厢后，徐畅然大口呼吸着，这三十多个小时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他以后不会再主动买普快硬座票了，但又暗中希望被迫坐这种车，大家挤在一起，有一种相互交流和得到认同的渴望，而且有暗中的攀比，这种经历令人难忘。
徐畅然立即到售票口买了回云州的车票，他事先给谢新芳打电话说可能要晚几天回家，现在必须立即赶回去。
回到家，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中午吃着谢新芳做的丰盛的饭菜，竟有一种劫后逢生的感觉。
普快硬座就是华国底层社会的缩影，一幕幕场景令人感慨，又令人心情沉重。为什么大家对塔吊汉子讲的那个故事感兴趣，因为他们都像那个中年妇女的前期一样，被人随意地撕扯着，除了拼命，断无翻盘的机会，而中年妇女最后翻盘，实乃人间传奇，美梦兑现，故事的结局，就是一干听众心中的大梦吧。
晚上，徐达国下班回来，饭菜更加丰盛，三个人都吃得油光水滑的，徐达国朗声问道：“想不想学摩托车？暑假我包教包会。”
谢新芳一筷子打过去，“作死啊，叫畅然学摩托车！”徐畅然顺势婉拒，表示学了也没机会骑，而且自己也不喜欢，将来也不想学车开车，如果二位想买小车，他可以提供资金。
“我不开车，我坐飞机。”谢新芳说道，她和学校几个老师的XC之行定在7月下旬。
“算了，我还是骑摩托。”徐达国说道。他和工友们组织了六、七辆摩托，准备十月黄金周跑一趟西安，这是个大动作，谢新芳和徐畅然一再嘱咐他注意安全。
父母俩现在都喜欢往外跑，这是好事，是生活舒畅和心情愉快的表现，不过徐畅然现在没有那些心思。吃完饭，他就回到自己房间，继续写蔡警官系列小说第四篇《迷雾》，已经写了两万字，明天拿到网吧里传到论坛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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