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山海关东南城角之战，终因敌我双方的力量众寡悬殊而告失守。
日军突破东南城角后，立即沿城墙推进，给中国的守城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同一时间，日军集中坦克冲破南门城门，迫使东北军的守军向城内撤退。
坚守东南城角及魁星楼附近的六二六团一营二连连长刘虞宸壮烈牺牲；领兵试图夺回南门的三连连长关景泉战死；四连连长王宏元等相继殉国…
六二六团一营官兵不甘南门城门失守，同冲进城内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他们挥舞大刀，在南大街的每个道口与敌人展开贴身肉搏，拉开了惨烈的巷战。
营长安德馨一马当先，率领两个班的战士奋勇杀敌。
他的头部、肘部多处中弹，却仍然奋不顾身，越战越勇，直至在西关清真寺附近壮烈牺牲。
安德馨营长用自己的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实践了自己在镇守山海关的战斗中立下的壮烈誓言：“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本人一日不能过去。日人要过，只有在我的尸体上踏过。”
安德馨营长英勇就义后，一营官兵继续浴血杀敌，无一投降。
在南门一带的争夺战异常激烈之际，城东二里甸、馒头山方面的日军亦已迫近城下，东北城角和北门、西门经顽强抵抗，也相继失守。
何柱国只有两个营的部队在城内，但抵抗得非常顽强。日军火力猛烈，爆炸不断，炮火把南北城楼和商民住宅夷为平地，守军伤亡过半。
这一天傍晚，日军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后，终于控制了山海关全城。
中国守军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也作出了惨烈的牺牲。
在山海关口两天的拼杀中，阵亡的官兵多达400余人，负伤300余人。一营除营长安德馨牺牲外，二、三、四、五连连长均战死。
此战，日军伤亡足有四五百多人。
中国军人不缺血性，也不缺乏为国献身的精神，他们把热血洒在了山海关城头。
可惜，他们的热血没有唤醒张学良心中的抵抗意识。
也许，张学良压根就不想在山海关与日军拼杀，他没有下这样的决心。山海关这样一个狭窄的关口，东北军想要守住不放，日本军队很难跨过去。
当然，他张学良的东北军一点也不抵抗，任由日本军队一枪不发占领山海关，似乎也说不过去，这才给何国柱下达了一个奇怪的命令。
打一仗是为了给人看，我张学良还是抗日的。
守不住山海关是另一回事，至少说明日本军队太强悍，东北军尽力了。
整个东北军依然按兵不动，长城关口似乎只剩下了这一支军队在抵抗。
榆关失陷后，城内外大火，燃烧3昼夜，到处残墙焦土，死尸狼藉。
日军入城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写反日标语者杀，就是便服内穿灰色裤者也杀。
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青年妇女备受蹂躏，居民财物劫掠一空。
北宁铁路3名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强在其背上插上“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街绕全城，然后押往南关枪决。
中国士兵能不能打，有没有必战之心？
山海关之战足以说明中国士兵的英勇，他们无愧于这个民族。
在前线的何柱国曾经对老百姓说：“榆关之失，是日本先用坦克冲进南门，而当时安德馨一营活活以肉体去拼命，试想以血肉之躯挡无畏的炮车，哪能不牺牲如此之多”
宁可毁个人躯肉，捍卫国家，可歌可泣，只此证明中华民族精神不死。
问题不在于中国士兵，而在于掌握兵权的上层。
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后，南京国民政府将华北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张学良。
蒋委员长要他负责华北防务，张学良就应该担负起守土职责。
张学良整天如坐针毡。北平各界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不断派代表去见他，要求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劝他不要做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逃跑将军。
面对民众的谴责，张学良有他的说词，声泪俱下对外诉说着自己的苦衷并推委责任：“我是冤枉的，我们东北军自归南京政府领导后，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训练等事宜，都要报请姜委员长批准。在这件事上，我是听命中央的，我本人身不由己啊。”
不能不说，张学良这个借口还是有点道理。
自从九一八事变起，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一直不提全国抗战，反而让国民以及军队戒急用忍，尽量避免与日军发生战争摩擦，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当然，也不能说国民政府一点也不努力，他们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确实做了许多工作。
国民政府确信，天下万事说不过去个理字，中国政府讲道理，爱好和平。
在国际上制造些舆论确实有必要，不过，若是指望国际社会解决实际问题，不管是当时的国联还是后来的联合国，都是痴心妄想，有点弱智。
国际社会没有法定的警察，舆论能起到微弱的制约，但是，最终还是看双方的拳头大小。
否则，若国际组织能解决问题，也不会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灾难性的大劫难。
换句话说，谁喜欢讲道理，那就说明他是个弱者。
也只有弱者，才会口口声声把讲道理放在第一位。
所以，在国际社会上，越是喜欢讲道理的国家，越是受欺负。而越是不讲道理的国家，越是嚣张，肆意侵吞他人的土地。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告到了国联，摆事实讲道理，没有鸟用。
日本关东军占领了锦州，国民政府还是不肯用武力解决，依然靠讲道理说事。国民政府接二连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似乎很爱好和平，希望和平解决问题。
可是，这种态度在日本人眼里，只能说明国民政府胆怯，不敢与日本军队打仗，仅此而已。
就算是国民政府是真心讲道理，从骨子里期望双方通过和谈，把问题解决了。
但是，日本人不会相信的。
站在日本人的角度，舆论从来都是辅助手段，当不得真，只有战争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手段。日本人会把国民政府的这一方式，理解成为没有信心与日本一战，或者没有能力与日军开战。
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设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发出呼吁：第一，敦促张学良率东北军出长城反攻；第二，发动东北义勇军配合****反攻；第三，呼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致督促南京政府抗战。
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杜重远等人也从上海北上，来到北平鼓动东北军抗日，进一步敦促张学良积极行动起来抗击日寇。
山海关地处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南临渤海，北依燕山，长城阻塞，雄关紧扼隘口，素有“榆关天险”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万里长城重要关口山海关失守，舆论反应激烈。
因为，山海关是通往中原的最便捷的一道关口，失去了山海关，也就意味着河北敞开了怀，再也没有险地阻挡日军的进攻。
舆论一致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
“国不保，饭碗焉能保……山海关为中国东北门户。第一天险，实即中华民族生命最后的决斗地”
有不少报纸向张学良发出责问：握有华北兵权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难道忘了“九·一八”的教训，忘了东北三千万父老，为什么不对日寇的侵犯实行有力抵抗，为什么把中华大地、大好河山让日本去占领？
当年大明朝丢失了山海关，奸贼吴三桂献关，引进清兵，进而灭国。
今天，山海关再一次失守，无论是蒋委员长还是张学良，他们能不知道山海关的战略价值吗？
当然知道，至少他们比老百姓明白的多。
山海关丢失，河北之地裸露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触手可及。
尽管现在是热兵器时代，山海关依然是重要的战略关卡。
但是，他们不是匹夫！
他们是政治人物，是手握兵权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思维与普通百姓不一样，百姓可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认为最重要。
权利与民族命运，孰轻孰重？
无疑，他们心中自有考量。
从民族危亡的角度考虑，无论是蒋委员长还是张学良，他们手里有庞大的军队，即有义务也有能力抵御外敌，都应该反击日军的侵略。
但是，他们会优先考虑民族利益吗？
不，他们不会。
因为，他们都有私心。
如果从自身的利益考虑，恐怕这二人都不会下决心反击日军侵略。
站在张学良的角度，他不会让东北军单独挑起抗战的大旗，哪怕是东北老巢丢掉了，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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