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李富安的报告，发现美国人要求更改的设计，主要集中在水坝的结构上。
对于水坝的选址，美国人倒是认可中国团队的设计，因为那玩意是固定死的，河流就是那么个河流，在哪里建设水坝更容易拦水发电，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但问题是安装多大的水轮机，美国人认定，法国人设计的水轮机预留空间不够，既不能有效利用河流水力，又忽视了扩建增容的可能。
说起来也就是美国人在欺负法国人没有大型水力设备的制造经验，而美国正在开展田纳西河流区域治理，比法国人经验丰富的多。
但法国人可不这么认为，强调法国水力发电经验多么丰富，世界第一座水电站就是他们法国人建造的云云。
一个谈新技术，一个谈老黄历，谁也不认谁。
说白了，还不是利益闹的，美国人是想卖他们的设备，法国人也不甘心退出这个市场。
“你认为谁说的在理呢？”
杨潮询问李富安的意见。
李富安道：“我觉得，美国人说的应该比较可靠。他们提出了完整的梯级发电方案，兼顾灌溉、防洪和航运，四川省倾向于采用美国人的方案，云南省希望采用法国人的方案。”
美国人将他们田纳西那一套理论照搬了过来，其中的防洪和灌溉让四川的张澜很看重，至于云南吗，只能说法国人给唐继尧送的礼很厚。
大西南水电开发，四川、云南是重头，其中三江开发是重点，三江中的雅砻江和大渡河都在四川，雅砻江上规划了21个梯级电站，大渡河上则是22个梯级电站，另外还有嘉陵江、岷江的梯级开发方案，尚未完成设计；金沙江上则有24座电站，这六十多座电站加起来的容量几乎相当于10个三峡，基本上满足南********十年用电量。
云南也是三江水电，不过是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这三条江目前设计装机容量7千万千瓦也是5个半后世的三峡，但影响的人口就要小的多得多了，其中怒江规划13个电站，澜沧江规划15个电站。
贵州还是三江水电，是乌江、南盘江和北盘江，其中乌江上修建8座水电站，南盘江和北盘江上个修建两座，规划装机相当于一个三峡。
当然这些都只是理论上数字，以目前的技术，只能利用四分之一左右的电能，比如美国的大古力第一期工程后只有266万千万，几十年后的第二期工程就达到了640万千万装机，不过即便是四分之一，大西南水电容量也超过了四个三峡，足够满足大半个中国的用电量了。
“那些水电设备，您看该让谁来生产？全都放在山东吗？”
李富安突然问起设备。
这点杨潮到没有考虑过，他只要求至少一半设备放在中国，美国必须无条件转让技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派出技术团队参与生产。
原本放在山东是最合理的，哪里有最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不过上海的重工业也在发展，比如上海的求新机器制造轮船厂，这完全是一家在野生状态下生长起来的企业，但也绝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草根企业，因为该企业的创建者朱志尧也不是普通人，背景深厚，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创立校长马相伯是他舅舅，外交官****忠也是他舅舅，耶稣会教士朱开敏是他弟弟，中国航母舰队航空大队长朱斌侯是他儿子。
可谓是一门才俊，中西结合的精英。
有背景归有背景，问题是他的企业经营的确实不错，一开始只以机器修理起家，承担一些公用工程等工程，这点肯定是靠关系了，但是挣了钱全都投入了机器制造领域，那时候杨潮在山东的工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呢。
到了1910年的时候，求新机器厂已经开发出了割水草刀机这样的细分市场机器，装在船上用来清理河道十分方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制造3000、5000吨级数的轮船了，承接了美国两首3000吨级轮船，结果因为战争期间钢材价格暴涨，美国人支付了100万两银子，结果还亏损了50万，险些被法国人把船厂给收走了，谢冠辉当时出手支援用杨子银行借款挽救了他。
欧战之后大繁荣期间他们才缓过精神，现在主营业务依然是开发出的新产品，水稻插秧机，装作小船上使用，在江南一带卖的还算不错，每年有100万两收入，30万两利润。
只是这种规模，跟山东造船厂、兵工厂以及西门子工厂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档次，但中国不能总靠西门子，哪怕杨潮现在已经持有西门子超过半数的股份，能有一两个中国公司跟西门子竞争，杨潮非常乐意看到。
上海作为第二大重工业基地，不但有求新机器厂这样的企业，也有金陵机器局、江南造船厂这样的从洋务运动时代传承下来的企业，工业基础是比较完善的，只是规模都比较小。
“看看，上海有哪些公司可以承接大型设备制造，就算没有能力的，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承接，如果有魄力，我们可以给他们贷款，让他们增购机器，提高生产能力和加工水平。必要的时候，还有专业的美国人手把手教他们。”
杨潮给他们把路铺好，敢不敢走就他们自己了。
杨潮还是低估了上海这些民族资本家的魄力了，比如新通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就是专门从事电站设备安装的，不过制造方面只制造一些辅机，没有生产大型设备的能力，以前全靠进口，现在主要从山东采购，这家有魄力不足为奇，因为他的创办者本就是有魄力的，董事长是张謇那家伙，鼓动还有梁启超、汪大燮等人。
杨景时创办的益中机器有限公司，他们是国内最早生产异步电机的公司，非常愿意承接水轮机的制造。还有生产发电机的华生电器制造厂、钱镛记电器厂；生产内燃机、柴油机的新祥机器厂等。
反正能粘的上边的工厂都愿意参与这项工程，哪怕沾不上边的也愿意挤进来，比如生产灯泡的亚浦耳电器都很愿意承接电线电缆生产，但专业生产电缆的培成电业厂还不乐意呢。
至于要贷款添置设备提高生产能力的问题，只要你敢贷他就敢借，这确实是一群野狼，别的没有，胆子大的很。
最终有强烈意愿的企业竟然多达一百多家，相比上海上千家机器制造业规模企业来说，比例不算高，但对于生产电器的企业来说，几乎全都参与了，大多数都是没有电气设备生产经验的厂家，大量机器厂，造船厂，甚至连电镀厂都想要分一杯羹。
杨潮让李富安挑出十家来，他不打算培养一百多家电力设备厂，因为根本培养不出来，因为一百多家这样的工厂，意味着没有一家能跟西门子竞争，能跟通用电气、西屋电器竞争，电力设备这种工业，产量不大，单品价值很高，利润也很高，但市场就那么大，养不活一百多家企业的，硬撑进来，只能造成大家都吃不饱，发展不起来。
培养这些企业的同事，西门子当然也不可能分不到一杯羹，不然他们就该像法国人一样说事了，强调一下他们才是第一台实用性的电磁发电机的发明者，他们的经验如何如何的。
杨潮决定拿出中国电力设备份额的一半，也就是总设备的四分之一，交给西门子总包，西门子是不会全都自己生产的，他们会分包出去，山东整个工业体系都能受益。
而上海这些公司，他们愿意自己生产就自己生产，他们愿意分配出去就分配出去，反正责任人是他们，验收不合格的责任由他们承担。相信这批野狼精明着呢，他们会找到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事实上，他们最后也选择了合作的方式，因为这些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有各种关系，什么同乡了，什么亲戚了，他们是一个圈子的人。
就这样，原本生产小型电动机的，发单机的，电力辅机的，甚至生产电风扇的，电线电缆、造灯泡的，都得到了大西南水电的大订单，最终形成了一个电力行业的野狼群体，在十几年后震撼整个世界。
只是杨潮觉得有些古怪，因为李富安对将订单交给上海这些企业，异乎寻常的积极，要知道上海可不是他的票仓，他的主要支持者在山东和东北，是山东造船业、炼钢厂那些大型工业巨头，可不是上海的中小型电气工业群狼。
只能说李富安在用手里的权力，来给自己寻求新的支持力量。
对此杨潮不打算干涉，这就是政治，利益的交换，权力的博弈，水至清则无鱼，当你想要让水彻底清澈的时候，你得到的只能是一潭死水，就好像，斯大林多疑，反而没人敢在他面前说真话，都说他喜欢听的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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